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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然和技术因素对人类生存条件有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影响，而政策在可预见尺度上的影响则要低至少一个数量级。由于人口惯性的影响，从1980年到2010年，即使按最夸张的估算，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让中国少生不到2亿人，仅有中国2015年人口基数的15%。相比之下，中国年能源消耗在这期间却增长了400%。如果为了经济增长可以接受能源消耗增长400%，那少生不到15%的人口又有什么意义呢？即便不考虑被阻止出生的一两亿婴儿如果降临人世可能创造何种奇迹，这种严厉限制带来的人伦代价，又怎能为政策在资源消耗上非常有限的节省所弥补？
罗斯当天还批评欧盟国家不就关税问题与美国进行磋商，他还列举了中国愿意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的例子。德国经济部长奥特梅尔（Peter Altmaie）周三表示：“欧盟足够强大，我们可以等待任何类型的决定，并作出恰当的回应。”这意味着，欧盟可以向世界贸易组织（WTO）发起申诉，并最早在6月20日对价值28亿欧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同时，随着10月底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投资管理人选拔结果出炉，易方达、工银瑞信、南方、华夏、富国、博时、银华等基金公司均成为中标机构，千亿量级的职业年金入市也丰富了公募基金养老金投资的资金来源。目前，公募基金受托管理的养老金已覆盖了基本养老金、企业年金及职业年金等养老体系的第一、第二支柱。未来，随着税延养老试点及个人养老金入市的推进，公募基金也有望成为对接我国养老体系第三支柱的主力军。
（三）强化支出责任落实。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要按照确定的支出责任合理安排预算，根据“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全面实施绩效管理，保障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有效提供。对地方政府合理制定保障标准、落实支出责任存在的收支缺口，除符合区域卫生规划的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建设等资本性支出可通过依法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方式安排外，主要通过上级政府给予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弥补。中央财政加大对困难地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他建议，应严格执行统一的标准，以从源头上堵住污染。采取环境税、绿色金融等基于市场的环境经济政策手段，识别出不同效率的企业，有针对性地提高企业的排放效率。在中央的要求之下，地方纷纷出台了禁止环保“一刀切”的相关政策，包括河北、江苏、重庆、陕西等多个省份。
二是政策框架最完善。包括我国政府出台的全球第一个绿色金融顶层制度，即2016年人民银行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以及与此配套的绿色债券、绿色信贷、评估认证、信息披露等一系列具体政策，为绿色金融的规范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